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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某些特殊的生存境况中，人心当中那点良知和正义感是很容易被遮蔽的，这也是生活的实情，朱子强调格物从一念做起，正是要通过格物工夫发见我们本有的能力，使我们的意志有定，心存是非和羞耻。

性根源于心，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庄子把道解释为无为无形的存在。

这种寓神性于人性的内向品格和还彼岸于此岸的自觉意识，正是中国文化绵延千古而不绝的重要原因。门人问：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儒、道、佛等各家的修证方法尽管多样，但有一个共同的要领，那就是由人心返归道心，用古人的话讲就是人心死道心活或心死神活。要学习在热情与爱之上融入东方的温润、悲悯之情，还要学习东方强调文化悠久的智慧，即注重积蓄从容，保存延续。如此我们便能理解孔子为什么强调吾道一以贯之，恕之一言可以终身而行之。

那么，若是一个恕字可以贯穿整个儒学之教义，可见其意义之非凡。可以说，这种优良传统如黄河长江一样一直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成为一种中国人的基因，一种促进民族生存图强的内在力量。比如，列斐伏尔著名的空间是社会产物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而哈维的空间概念和空间哲学的基本假设也是如此。

在这一浪潮中，哲学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并且，更深层的是，在全部空间理论中，尽管在空间概念表述上千差万别甚至争论不休，但在空间的异质性、流动性和开放性上又达成共识，原因即在于此。不过，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谈论这个问题有一特殊之处，并且它与空间转向密切相关，而福柯也是观察这个特殊之处的最佳入口，正是他的研究让一个观点流行起来：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鲍曼对此进行过透彻的分析，他担心新的全球自由移动的深远后果之一是：把社会问题重新打造成有效的集体行动越来越困难，或根本不可能了。

在这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有更充分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提出所谓竞争性的前提假设，而是理解这个表面上看来不同的前提究竟想表达什么。

以是观之，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繁荣复兴的中国梦乃是一种凝聚着地方生产智慧的创造，为这种创造提供知识学的支撑则构成了当代中国哲学的要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方理论都代表着对地方本质属性的追求。确切而言，海德格尔、列斐伏尔、福柯、德里达等思想家不仅深刻地改变了地理学、城市规划和建筑学等空间科学，而且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通货。空间是网状的、间隔性的、广延的。

在这一变迁中，结构主义思潮的兴起、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人本主义向结构主义的转换等重要理论动向是一体的，它们都构成了后来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前奏。二、空间哲学或空间化思维 通过法兰西理论，我们看到，空间之所以成为20世纪后半叶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提假设，是因为它为彻底的现代性批判提供了一种新的承诺。时间并非仅仅与决定论相关，它同时也具有目的论的意味。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于1957年出版的《空间的诗学》直接点明了这一点。

(德里克，2012年，第135页)二是不可将地方与人民脱离开来。在最广泛和深层次上，空间认识论乃是对那个古老哲学问题的回应，即空间支配时间的状态以及人类在其中的命运。

他强调：时空就是我们用来单独地或作为整体地确定社会关系的两个参照系。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

其中，直接揭开法国结构主义思潮面纱的莱维-斯特劳斯给出了空间思维的立法性定义。(Bauman，p.69)由此，他坚决反对身份政治和文化多元主义，而主张将公共性或共同体事务置于政治议程之中。如果将现代性从理论上理解为时间压倒空间的优先性结构及其思想动态，那么整个后现代思潮则可视为一种空间转向。因此，虽然现代性表达了与传统的决裂，却始终依赖于欧洲人假设的自我展开的历史时间，即表达了强烈的自我中心倾向。①弗朗索瓦·库塞特(Francois Cusset)的研究阐明了French Theory在美国学院被制造出来的原因。尽管那些试图打开历史诗学的左翼学者与海德格尔并非一路，但也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相似的问题，从列斐伏尔到哈维和马西都是如此。

如果我们知道历史不可避免地走向何处，一个接一个的事件就既不再具有重要性也不再具有意义。然而，正如马西强调的，抽象的空间形式，单纯作为一种地形学范畴，在开放性/封闭性的情形下，不能被当作一种区别于政治的左/右的普遍的地形学加以征用。

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过，‘地方以这种方式使人适得其所，它同时揭示了他的存在之外部联系以及他的自由和现实之深度。然而，它们作为真理思维却一直支配着现实的政治。

正是在这个关键点上，产生了地方和空间生产两个关键概念。我们处在一个共时性的时代、一个并置的时代、一个远近的时代、一个并行的时代、一个散播的时代。

对我们来说，这便是凝聚共识的新中国故事——中国梦。因此，定义并占据理论斗争的战场乃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参见阿尔都塞、巴里巴尔，第18-20、99-123、219-223页) 基于上述语境来重新审视福柯，不仅能够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他被学术界抬爱的理由以及他在空间转向中的核心位置，而且亦可以更深刻地把握空间转向的逻辑。(cf.Dirlik，pp.151-187) 进入专题： 空间转向 地方生产知识 当代中国哲学 。

这构成了后一组法国思想家们的故事。流行研究注意到列斐伏尔、福柯、哈维、德里达等激进思想家在空间转向运动中的显赫位置，或偏爱列斐伏尔-哈维，或偏爱福柯-德里达。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从纪律需要自我封闭的场所(即禁闭)、灵活的空间利用、职能场所的规则以及间隔和等级体系等不同方面清楚地阐明了空间分配技术的重要意义。或者说，由于地方的基础性地位，它在社会生活中是通过多重尺度和维度再现的。

中国梦在今天的表述，体现了由历史理解产生的话语深度。如果说鲍曼的政治考量涉及不同层次的共同体，从亚文化群体(地方)到民族国家，那么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则就民族国家层次提出了相同的问题，他批评美国的文化左派破坏了国家认同，而坚持主张以美国梦或美国故事重整共同体的团结。

因此，这项任务包含着在新的全球语境中，对像中国这样的地方的再理解，这种理解乃是创造的前提，亦构成哲学本身的义务。在整体上，他认为，从古典时期开始，围绕身体和小事(日常生活)控制发展起来的整套知识、方法和技术建构了现代意义上的人。例如，沃勒斯坦曾经对世界体系分析的崛起作过回顾。对于我们来说，借鉴空间转向的相关理论成果来推动哲学发展，既非简单地增加诸如城市化、空间正义等论题，亦非简单地提出某种体系化的空间哲学，而是在于我们能立足当代生存经验来阐明有别于既有现代性的新文明探索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从而为民族发展提供知识学支撑，进而为世界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地方与空间生产实际是同一个问题的两种不同表达方式，它们讲叙的都是关于人类具体生存的事情。笔者曾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角度阐明，地方性空间生产知识乃是都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目标和表现形态(参见胡大平，2017年)，在都市马克思主义视角下强调中国新型城市化实践乃是替代传统城市化的新文明创造(参见胡大平，2016年)，同时，亦具体地探讨过在诸如城市化过程中地方性空间生产知识的内涵和实现路径。

1952年，梅洛-庞蒂与萨特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决裂。(梅洛-庞蒂，第33页) 在后来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中，尽管少有人直接提到梅洛-庞蒂，但他却是法国理论拒斥决定论而转向异质性、多样性和开放性，从而清算欧洲中心主义的直接起点。

福柯代表的这种批判是成立的。同时，他强调，无论如何，他们的文本，既不是亲-马克思(pro-Marx)，也不是反-马克思(anti-Marx)。